十八世纪的晚期，在一个浸信会领袖的会议中，一位新任命的牧师站起来争论海外宣教的重要性。他被一位年长牧师打断，说：“年轻人，坐下！你是个狂热者，当神要叫外邦人悔改時，祂知道怎样去作，用不着你我操心”。但由于那位年轻人威廉·克理之后的努力，以至于这种态度在今天是不可思议的。

刻苦耐劳者

克理在英格兰中部的不起眼的乡村Paulerpury长大。他在当地的一家皮鞋店里学徒，在那里他成为圣公会的信徒。他对信仰很是热心，虽然受过很少的教育，但这位年轻的信徒借到了一本希腊文的语法，就开始自学希腊文的新约。

当他的师父去世后，他去了附近的Hackleton学习制鞋，在那里他遇到多萝西并和她接了婚，不久她就生了个女儿。但皮匠学徒的生活是艰难的——这个孩子在两岁时就去世了——克理的薪水也不够用。凯里的家庭陷入困境，他接管了那家鞋店后就留在那里。

“我可以跋涉”他写到，“我要坚持任何正确的追求。”一直以来，他不断地学习语言，又学了希伯来语和拉丁语，并成为特殊浸信会的传道人。他也不断地追求他的毕生志向，国际性的宣教工作，特别是对其他文化宗教的人群。

早期的摩拉维亚传教士给克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因他的新教徒同工们对宣教兴致的缺乏，感到越来越沮丧。作为回应，他撰写了《基督徒当竭尽所能引领异教人民归正》。他争辩说，耶稣的大使命是给所有基督徒的，他批评当时的信徒忽略了这一点：“多数人安心地放纵自己，不再关心还有很大一部分的罪人，在无知和偶像崇拜中迷失了”。

克理并没有停留在此：1792年他组织了一个宣教协会，在其首次会议上他宣讲了一个信息并疾呼：“望神作大事，为神作大事！”当年，克理和约翰托马斯（一位前外科医生），及克理的家人（现在有了三个男孩和一个即将出世的孩子）登上了去印度的轮船。

陌生人在陌生的土地

托马斯和克理严重低估了在印度居住的生活费，克理早年的生活是惨淡的。当托马斯抛弃这个方案的时候，克理不断地被迫举家搬迁，寻找能够维持他们生活的工作。“我在一片陌生的土地，没有基督徒朋友，有一个大家庭，但没有什么可以供给给他们”。但他也怀着希望：“当然，我有神，而且祂的话是信实的”。

他在一位专家的帮助下学习了孟加拉语，并在几周内开始将圣经翻译成孟加拉语，并在小型聚会上宣教。

当克理自己染上疟疾，然后他5岁的彼得死于痢疾时，对于他的妻子多萝西来说，是极大的负担，以致她的精神状态每况愈下。她患了妄想症，指责克理通奸并用刀威胁他。最终不得不把她拘禁在一个房间里，限制她的自由。

“这实在是我的死荫幽谷”，克理写道，并照他往常的性格补充道，“但尽管如此，我在这里感到喜乐；神在这里”。

方言的恩赐

1799年10月，事情终于有了转机。他被邀请到靠近加尔各答的丹麦定居地塞兰坡。现在他在丹麦政府的保护之下，获准他合法宣教（在英国控制的印度领地，所有的宣教工作都是非法的）。克理和威廉华得一位印刷业者，及约书亚马士曼和汉娜俩位老师同工。随着华得开始获得政府的印刷合同，马士曼开办儿童学校，克理开始在加尔各答的威廉堡学院教书，宣教的财物状况大大地改善了。

1800年12月，经过了多年的宣教劳苦，克理为他的第一位信徒Krishna Pal 洗礼，两个月之后，他的第一本孟加拉语的新约圣经出版了。在此版本和后续版本中，凯里和他的同事们为现代孟加拉语的研究打下了基础，直到目前为止，这种现代孟加拉语一直是“不确定的方言”。

克理继续期待伟大的事工; 在接下来的28年中，他和专家们将整本圣经翻译成印度的主要语言：孟加拉语，奥里亚语，马拉地语，印地语，阿萨姆语和梵语，并将圣经的部分内容译成209种其他语言和方言。

他也致力于印度的社会改革，包括废除杀婴，为亡夫殉葬（sati）和协助自杀。他和马士曼于1818年创建了塞兰波尔学院，这是一所面向印度人的神学院，今天为约2500名学生提供神学和文学教育。

至克理去世的时候，他已经在印度度过了41年，没有休过假。他宣教的成果在一个拥有数百万人口的国家中，只有屈指可数的700名信徒，但他奠定了圣经翻译，教育和社会改革的良好基础。

他最伟大的遗产是他点燃了十九世纪世界性的宣教运动。像艾多奈拉姆·耶德逊，戴德生和戴维·利文斯通等成千上万的传教士，不仅受到了克理榜样的影响，更是被他的话“望神作大事，为神作大事”所激励。十九世纪的近代宣教史在很多方面都是这句话的延展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