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 李爱锐在大连举行的一次国际运动会上, 摘取了200米和400米赛跑桂冠. 1929年11月, 英租界当局在天津民园体育场举办万国田径赛, 李爱锐仍宝刀不老, 击败了当时500米世界纪录保持者、德国赛跑名将奥托•费尔莎, 夺得金牌. 这是李爱锐平生获得的最后一块金牌. 1991年6月, 李爱锐的三个女儿把这块金牌以及另一枚银盾, 赠送给其父曾经任教过的学校——天津17中学, 作为永久的纪念. 如今, 这块金牌陈列在该中学二楼展厅的一个玻璃盒裡; 同时展出的还有李爱锐根据英文版Discipleship一书翻译而成的中文书《基督徒生活纪律》.

李爱锐的父母在天津一带宣教长达30年之久. 1929年, 父亲李德修退休后, 举家迁回英国, 李爱锐则继续留在天津工作.

1932年6月, 李爱锐在苏格兰公理会教会正式接受按立成为牧师. 1933年, 李爱锐在一次记者采访中, 有加拿大记者问他说:“你真的很高兴将生命奉献在现在的事业上吗? 你难道不留恋那闪烁的镁光灯、蜂拥的人潮、激动的观众、大声的欢呼, 以及珍贵的庆功酒吗?” 李爱锐回答说:“当然, 有时人会很自然地想到这一切, 但我更喜欢我在中国所从事的工作, 因为这方面的价值远超过你所说的一切. 你知道, 这份荣耀是一个永不朽坏的冠冕.”

1934年3月27日, 32岁的李爱锐在天津英租界戈登道合众会堂(位于今和平区浙江路)与弗洛伦丝•麦肯齐(Florence Mackenzie)小姐结为伉俪. 新娘是一位加拿大宣教士的女儿, 也是合众会堂的司琴. 他们的新家安在今天的重庆道38号(旧英租界时期为剑桥路70号), 现在那里有一块纪念铭牌注明这所房子曾是他们的故居.

婚后, 他们的大女儿帕特丽夏、二女儿希德相继于1935年和1937年出生. 当时远东战云密布, 面对战争的危险, 李爱锐也不免有消沉的时候, 有一次他向神埋怨说:“神啊, 为什么要我到中国来宣教?” 其贤惠的妻子, 却如此鼓励他说: “爱锐, 你既知道在礼拜天出赛是不对的; 那么, 不去神要你去的地方, 也是不对的. 你没有选择的余地, 只有去.” 爱妻之言, 坚定了他的信念, 面对艰难的局势, 李爱锐选择继续留在中国. 他十分珍惜家庭生活, 虽然曾一度到河北省中南部宣教, 但他与全家在天津毕竟度过了一段幸福的生活. 但这一切很快就被日本侵华战争所打碎.

抗日战争爆发后, 李爱锐坚定地和中国人民一道进行敌后抗日, 参加救治伤兵和接济难民的活动. 1939年, 他曾经回到苏格兰报名参加战斗机飞行队, 以抗击纳粹, 尽管未能如愿, 但他不愿意安逸地 “坐在办公桌后头,” 毅然返回天津, 与中国人共度时艰. 他曾经多次冒险抢救战争中受伤的士兵和平民, 送他们去医院, 日夜守护他们. 为此他曾受到日军的虐待, 也曾为日军所伤.

当1941年战局危殆时, 西方在华人士的生命财产变得越来越不安全, 英美等国政府劝告他们的子民离开中国. 为了家人的安全, 同年5月, 李爱锐将怀有身孕的妻子和两个女儿送往加拿大多伦多避难, 自己却留在河北省中南部继续宣教、救治伤兵和接济难民等工作. 不久, 妻子佛罗伦丝顺利产下第三个女儿慕莲, 而李爱锐则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被日军关入山东潍县(今潍坊市)集中营, 从而与家庭失去联系, 直到他病死营中, 至终都未能见过最小的女儿一面.     

1941年12月7日, 日军偷袭珍珠港, 太平洋战争遂告爆发, 此后日本视在华的西方人为敌人. 出于安全考虑, 李爱锐等西教士迁到英国租界内居住. 1943年初, 日本军队占领了天津, 全部外侨都被迫滞留于此. 同年3月, 日本当局决定把在天津的敌对国侨民, 分批遣送到山东, 作为人质囚禁在潍县集中营裡. 李爱锐被列在首批遣送人员的名单内, 他们每人只被允许携带两件行李. 3月30日晚上7点半, 所有人质被召集到天津旧的英国军营内, 日本兵逐一仔细检查他们的行李. 9点钟, 随着日本人一声令下, 他们提着各自的行李, 步履蹒跚地穿过街区, 走向火车站, 登上南下的火车. 当时他们茫然不知所往, 更无法知道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一种命运.

次日下午三点半, 李爱锐一行人抵达山东潍县火车站, 再转到日本的卡车上, 颠簸行进三里多路, 才到达了目的地——潍县集中营. 这里原是美国宣教士创办的“乐道院”旧址, 被日军改建成为关押“战俘”的集中营. 除了天津这一批人外, 还相继从外地转来其他西国侨民, 其中包括内地会在烟台创办的 “芝罘学校” 全体师生和其他宣教士和他们的子女, 计1800人左右(先后关押总共2250多人, 笔者注).

在囚禁生活中, 李爱锐不为艰难的环境所屈, 在黑暗中, 他如一盏明灯发光; 他的基督之爱和幽默开朗的性格, 给黑暗的集中营带来平安、盼望和喜乐. 他对那些与父母分离的孩子们, 就像一位叔叔那样, 照顾他们, 成为他们的精神支柱. 他教孩子们学知识, 在教化学课时, 手边没有教科书, 他就凭着记忆自编教材, 孩子们都亲切地叫他“埃里克叔叔” (Uncle Eric). 戴德生的曾孙戴绍曾牧师当年也被关在这个集中营里, 而他的父母则不在营内. 他和李爱锐情同父子, 李爱锐的言传身教成为他一生事奉的楷模. 戴绍曾说:“回想我在日本集中营的时候, 李爱锐成为我们这些小毛头的“洋娃娃”, 那时我只有十四、五岁, 但印象仍很深很深. 我想, 我今天能站在大家面前, 也是因为李爱锐在那个非常困难的时候, 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由于李爱锐幽默乐观, 做事坚持原则, 主持公道, 被推举为营区康乐委员会主席.他为营中的青少年人安排各种活动, 以其热情和活力感染着大家. 他帮助难友挺起胸膛, 同饥寒、恐惧、失望等悲观情绪作斗争. 他也主动照顾营中的老人与病人, 赢得众人的爱戴与尊敬. 由于长期监禁, 生存环境恶劣, 许多人罹患各种疾病, 甚至精神崩溃. 李爱锐就以温柔幽默的方式安慰鼓励大家, 平息纷争. 他还参与各个分工委员会的工作, 负责教育、财务、住宿，以及补给等方面的事情. 他常常引导大家回想过去的美好时光, 以及对未来的盼望: “一旦我们出了集中营后, 我们将如何如何 . . ..” 他将最黑暗的集中营转换为神圣的大礼拜堂, 常常与别人分享福音与信仰, 甚至爲抓捕他的日军祷告. 尤为可贵的是, 当西方国家和日本方面达成交换战俘的协议后, 李爱锐名列在第一批释放名单中.但他却将这个逃生机会让给了他人, 自己则继续留在集中营帮助别人. 他平时最喜欢唱, 也最喜欢教别人唱的一首讚美诗是“我灵镇静” (Be Still, My Soul), 使很多人得到安慰与鼓励.

长期的囚禁生活和营养不良, 使李爱锐的健康大受亏损. 1945年1月初, 李爱锐感染了流行性感冒和鼻窦炎, 在医生治疗后, 病情不但没有改善, 反而更加重了, 经常头痛、身体麻痺, 甚至昏迷. 有时说话时断时续, 右腿麻痺几至不能走路. 由于医疗条件有限, 医生也无能为力. 但李爱锐仍然勉励关心、探访别人, 在他去世前几天晚上, 还为两名死去的修女祷告. 1945年2月21日傍晚, 他又去探访病人, 突然间咳嗽而又呛气, 呼吸也滞重起来. 被人送到房间后, 他一会儿清醒, 一会儿昏迷, 最后开始痉挛, 护士安妮把他抱在怀里, 他最后轻声说了句: “完全降服” (complete surrender), 就再度陷入昏迷. 当夜9点20分, 李爱锐跑完了他43载短暂的人生路, 回返天家, 长眠主怀. 就如他所喜爱的诗歌《我灵镇静》里所说:“十架忧痛, 务要坚忍担当; 我灵镇静, 将与救主偕同到永远.” 事后, 医生为李爱锐做了头部病理检验, 结果显示, 在他左脑深藏着一个无法开刀的肿瘤, 是为脑瘤.

李爱锐遽然去世, 营中人无不为他哀伤悲痛. 2月24日, 全营难友们, 从老人到孩子, 为他举行了简单而隆重的安息礼拜. 出殡时, 人们争相扛抬他的棺椁. 下葬后, 大家在他的坟墓旁竖立起一个十字架, 因为找不到油漆, 就用黑鞋油在十字架上面写下“李爱锐”的名字. 这个十字架虽然简陋粗糙, 却闪烁着主耶稣基督的荣耀. 这位主的门徒效法祂的主, 背着十字架终生事奉主, 因此发出了与众不同的光彩, 显露出非凡的生命——荣耀神, 以神为乐, 爱人如己的生命, 这生命使他配得那永不朽坏的冠冕.

李爱锐在其短暂的一生中, 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 在战火蔓延时, 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 他跟随宣教士父母的脚踪, 在大学毕业后, 奥运光环集一身之际, 选择回应神的呼召, 飘洋过海, 来到他生身之地天津, 与中国的百姓同甘共苦, 向他们传扬天国的福音, 最后也葬在他所爱的这块中国土地上. 李爱锐坚信人类所有的能力、恩赐都来自上帝. 人展现其天赋能力如果只停留在使自己成名成家上面, 那将是一种短视. 既然能力源于上帝, 至终荣耀必要归给上帝. 他在奥运会上持守此这一原则, 在中国宣教也是一样, 这是他的伟大之处. 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独特的“李爱锐精神”, 这是比体力更大的精神超越, 更显得难能可贵. 在奥运历史上, 得到奥运会金牌的人不可胜数, 但李爱锐的名字却永远突出闪亮. 他有一个让人景仰的、非凡的生命, 以及振翅高飞的人生, 不愧为蒙神喜悦、蒙世人钦佩的属灵伟人.

李爱锐在加拿大的妻子佛罗伦丝直到当年的5月2日才得知丈夫去世的噩耗, 虽然她一时伤痛欲绝, 但亦为自己有这样一位丈夫而感到骄傲. 六个月后, 太平洋战争结束, 日本宣告投降. 美国军人前来接管了潍县集中营, 所有幸存之战俘得以回国. 英国人直到战后才获悉李爱锐逝世于潍县集中营的消息, 《泰晤士报》如此报道说: “苏格兰失去一个伟大的儿子, 他在一生中每一时刻, 都使大家以他为荣” (Scotland has lost a son who did her proud every hour of his life). 而那位在李爱锐临终时照料他的护士安妮, 于二战结束后两年, 因受李爱锐的感动, 再次踏上中国宣教之路, 使殉道者所流的血, 继续在中国开花结果. (终)